古典文学之易传,与道德意识

历史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知事几、察物情者,可与谋国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谋身。”所谓“知事几、察物情者”,主要指那些智慧有余而道德不足的人,其所谋越大,则带来的祸患也会越大。也就是说,只有理性意识而无道德意识的人既不可谋国,亦不可谋身,因为“是非之外无祸福焉,义利之外无昏明焉”。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不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道德意识在《周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对于战略主体而言,如果仅仅有理性意识,而没有道德意识的制约,即使知道事物的几微之理,由此而进行的战略筹划、战略决策,尽管能够取得一时的成功,最终也会走向失败的结局。但是,如果仅仅固守某种道德,而对未来没有理性的认知和清晰的视野,同样不能够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在进行战略筹划、战略决策、战略实施时,战略主体必然要将理性意识与道德意识进行相应的统一,这在易学里被称之为“仁智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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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知几”,就是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几微”之处,真正通晓事物“几微”变化的人,也必然是道德高尚的人。《系辞传下》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预见事物微妙的征兆,按照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做事,可以说达到神化的境界了。君子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往而不谄媚,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交往而不傲慢,这才算真正知道几微之事了。“知几”属于理性意识,“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属于道德意识,由上下文义可知,“知几”的行为本身已经内蕴有道德意识了。这样,理性意识和道德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就统一了起来。实际上,最高的理性意识本身就是最高的道德意识,反之亦然。如《系辞传下》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穷尽事物微妙之理,把握事物变化之道,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因此,最高的理性意识与最高的道德意识完全统一起来了。

“知几”的理性意识之所以与道德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根本原因在于,从战略的长远性来看,行为主体的道德性不一定带来预期的目的,但是,行为主体的非道德性一定会带来灾祸。

《系辞传下》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就美名,罪恶不积累到一定程度不足以给自身带来灾祸。小人以善小而对自己没有好处而不去行善,以恶小没有坏处而处处行恶,因此,小恶积累到无法掩盖,罪恶大到不可挽救。《坤·文言》亦有相似的观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履霜,坚冰至”强调的是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微小到显著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人事上就是“积善”带来好的结果,“积不善”就带来不好的结果,臣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循序渐进慢慢地发展到这样的结果,其关键在于能不能及早地加以辨别。所谓及早地辨别之事,就是要在具有“履霜,坚冰至”理性意识基础上,认识到“善”可能会带来“吉”的结果,“恶”必然会带来“凶”的结果,因此,道德的“善恶”与战略主体要达到的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

澳门新葡亰官网,因此,王夫之所说的“知事几、察物情”者只是具有理性意识而缺乏道德意识的人。而真正的“知几”必然是“仁智双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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