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学研究中心举行潮客族群关系学术研讨会,客家文化

历史

The Origin,Appl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kka Cul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6月19日,潮学研究中心与日本东亚人类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潮客族群关系学术研讨会。日本学者有河合洋尚、横田浩一、稻泽努、小林宏至、藤野阳平、金裕美、田中孝枝、兼城系绘与我院潮学研究中心黄挺教授、陈海忠博士、林晓照博士等科研人员,以及中文系吴榕青副教授、吴芳博士等,就潮客族群关系进行深入研讨。

作 者:作者简介:谢尚芸,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四川 成都
610065

会上,潮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海忠介绍了我院潮学研究中心概况,希望通过研讨会日本学者有关人类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河合洋尚介绍日本东亚人类学研究会的有关情况。

原发信息:《学术研究》第201710期

日本首都大学东京博士生、中国厦门大学高级进修生横田浩一作了《人类学的族群性理论与华南研究——研究成果的梳理及问题的提出》的报告。报告梳理了人类学族群性(ethnicity)理论和研究成果,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族群性研究,特别是华南族群性研究的特点。认为华南族群研究应该将“文化”作为考察的关键,因为华南的族群研究不同于少数民族研究,一是华南族群国家不认可其民族性;二是华南族群经常参照理想的“中国人”文化。横田浩一由此认为,与其从华南族群与国家政策或制度的关系来分析,不如从它和其他民系(民族)间的关系,集团内部的自我认同定义及参照理想的“汉”文化而表面化的族群性角度来考察。

内容提要:“客家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30年。民国时期的学者虽然关注和研究客家的方言、文学、民俗和民性,但却较少运用“客家文化”的概念来界定和分析。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最初拟用“客家的文化”,但正式出版时则改成了“客家的文教”。“客家文化”概念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流行,其界定、内涵和特征确有较多当代建构的成分。

日本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稻泽努作了《族群认同与民俗文化——以汕尾沿海客家为例》的报告。报告认为学界对客家、潮汕(福佬)、广府族际间的交流与互动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报告中汕尾沿海客家,特别是新港各村落为例,考察族群认同与民俗文化的关系,并且把居住于沿海地区的客家人纳入客家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客家文化/20世纪/概念/建构

中日学者还就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系、人类学族群理论、华南族群,特别是“潮汕”、“客家”等概念与群族研究的关系等内容,进行了热烈友好的交流和探讨。黄挺教授在总结中认为,虽然人类学强调理论构建,历史学重视事实认同,但是人类学和历史学互有趋向对方之势,未来的交流与互动将会十分精彩,希望与会学者和韩师师生能把握机会,更多地相互交流和学习。

“客家文化”已经成为客家学界和文化学界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这一概念起源于何时?学者们是如何运用这一概念来研究客家的?学界则少有关注和研究。目前仅见日本学者河合洋尚对此有过探讨,他认为“解放前几乎没有学者用‘文化’的词语来表达客家人的物质与风俗习惯”,①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使用的是“文教”一词,并指出台湾学者陈运栋1978年出版的《客家人》一书最早运用文化概念来研究客家。河合洋尚的研究结论是:“客家文化并不是客家人生活方式制造出来的‘实体’,而是与全球时代政治经济空间的生产结合起来,并被科学家、政治家、开发商等代理者塑造出来的‘概念’”,并认为闽粤赣交界地区之所以被定义为“客家地区”,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海外投资者和游客,“用‘客家文化’的概念将交界地区改成有特色的社会空间”。[1]这一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值得客家学界重视。当然,其相关论断亦有可商榷之处;而对20世纪“客家文化”概念的起源、运用和建构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将有助于客家文化研究的深入。②

会后,日本学者还考察了潮安县官塘奕东村的土楼和铁铺镇的尚书寨。

一、“客家文化”概念的出现及民国学者的运用

河合洋尚关于民国学者几乎不用“文化”一词来表达客家人的物质和风俗习惯的看法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笔者通过梳理现有历史文献,发现较早明确提出“客家文化”概念的时间是在1930年。是年,梅县籍学者李绍云在《地理杂志》第3卷第5期上发表的《岭东地理与客家文化》一文就明确运用了“客家文化”概念,强调了梅县客家人不仅“保存了纯粹中华民族的血统”,而且“梅县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直系”。因此,“以梅县的文化,来代表客家的文化;以梅县一县的地域,来代表客族集中地之整个岭东”。并举出了六条理由:一是学校教育发达,有数量众多的中小学校,还办了地方大学“嘉应大学”;二是有教育会、图书馆之类的文化团体;三是人民智识程度较高,男子识字率达到97%以上,其中90%能写书信,50%受过新式教育,青年女子中也有40%受过学校教育;四是水陆交通便利,村镇之间道路相通,通汽车的公路也有数百里,还在县城附近修建了飞机场;五是建立了地方警卫,全县实行了户口登记和保甲制度,各村办有治安会和民间武装卫队;六是建设能力较强,尤以市镇建设可观。这六条理由所包括的范围,大致相当于当今学界所说的广义文化范畴(即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该文还论述了“好清洁”、“居住”、“饮食”、“婚丧”、“年节”等方面的“客族的生活精神”,并概括了“富进取冒险性”、“富革命性”、“爱国与爱家”、“重自立”、“女子的特殊能力”等方面的“客家民族性”。当然,河合洋尚强调的“文化”是指人类学所界定的文化概念,即他所说的“按人类学的传统性定义,文化指人类在生活当中制造的所有物质、知识、习惯或者象征”。李绍云所论述的梅县客家的“教育”、“地方建设”、“地方警卫”、“民族性”和“生活精神”等内容大体也属于人类学所界定的文化范畴。清末民初以来,西方人类学已经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影响,尤其是蔡元培于1928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后,南京“一时成为了中国以民族—文化为研究重点的人类学中心”。当时中国的另一个人类学研究中心则是北平,由1929年吴文藻回国后在北平大力介绍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而形成。[2]李绍云一文撰写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他能够在1930年提出“客家文化”概念并用以分析梅县客家绝非偶然。

上海《华年周刊》1933年第2卷第1期所刊《客家人的活力》一文,就梅县为“文化的重心”之一,也提出了与李绍云相似的看法。该文认为“广东省有两个文化的重心”,第一个在西江下游地带,包括顺德、南海、番禺、东莞和中山等县,“但比较的不重要”。第二个则为梅县,因为“梅县一带物质上和教育上的进步,是一向受人称道的,外国人到彼游历或传道的尤其是赞不绝口,甚至于把当地的人口当做属于一种特殊的民族”。“全县男子中识字人数之多,大约要推全国第一,为百分之八十;女子中或不到此数,但亦不弱。最近县中又举行过两次运动大会,一次为男子,又一次为女子,大都躯干魁伟,精神焕发,为他处所不经见”。

澳门新葡亰官网,“客家文化”这一概念虽然出现于1930年,民国学者对客家源流、山歌、文学、风俗、民情、民性也都有过一些关注和研究,但在李绍云之后,确实较少有学者运用“客家文化”概念。如1933年上海《大夏周报》第10卷第7期所刊蕉林《客家民族的精神》一文指出,客家爱好清洁、妇女勤劳俭朴、重视学校教育,具有“刻苦耐劳的特质,发展和开拓的雄心伟力”。1936年北平《新北辰》第2卷第6期发表的李启修《客家之特性的研究》一文,指出客家是汉族中“特别的一派”,“有他特殊的风俗、习惯和特性”。并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客家的特性,即“大家庭制”、“妇女勤俭耐劳”、“男子多外出治事”、“清洁”、“屋宇的建筑”和“祖祠与祖坟的重视”。1941年成都《文史教学》第3期所刊钟禄元《蜀北客族风光》一文,论述了成都东山客家迁川历史、宗族制度和社会风俗,认为客家有“许多奇风异俗与一般汉人的动态不同”,并据粤东客家人的观察,东山客家“一切礼俗都与粤东大同小异”。该文从勤俭、清洁、建筑、礼教、妇女、歌谣等六个方面阐述了客家的“懿风美俗”。1948年,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学生徐宝田的毕业论文《四川省华阳县客家民族之研究》也研究了东山客家,除论述客家迁徙入川的历史外,还分析了东山客家的人口、生活、歌谣、语言和性格。[3]上述文章中都没有运用“客家文化”这一概念。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提倡发扬客家精神和文化,并偶尔运用“客家文化”的概念。如李景新1947年在香港《崇正会刊》复刊号上发表的《如何发扬客家精神和文化》一文,便强调“文化为民族生命之所寄托,文化灭亡,其族未有不亡者。我汉族之所以能够繁殖生存于亚洲大陆之上而有五千年的光荣历史者,因有文化的潜力所维系之故”。同时指出:“吾客族自中原迁徙,无论任何地方,无不挟中原文化以俱来,其显著之例,如客家方言,尤多保存周秦以后隋唐以前之古音”。“吾国有四五千年的文化历史,语言的保存和传播,实为其中的主要因素”,这正是“我客家文化的光荣”。这一“客家文化”概念在此文中仅出现了一次。该文还指出,“吾客人除方言外,如衣食住礼俗等,莫不保持中州之遗风”,并将客家的美德和精神概括为“克苦、耐劳、勇敢、冒险、质朴、清洁,及渴望自由”。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不仅较少运用“客家文化”的概念,而且很少讨论客家文化的界定、内涵和特征。一些被当今学者称为“客家文化”的文化事象,民国学者多是以客家习俗、客家民性或客家精神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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