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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Paradox and Game:Cultural Studies,Professionalism and Intellectuals

摘要:
英国的伯明翰文化学派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作者简介:颜桂堤,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英国的伯明翰文化学派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也被简称为CCCS)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应运而生,一种新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从此闪耀于学术舞台。半个世纪以来,伯明翰学派从英国走向世界,成为全球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虽然2002年伯明翰大学关闭了该中心,但伯明翰学派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对伯明翰学派的借鉴和反思几乎成为各国文化发展的理论驿站,与文化研究相关的书籍大多也都会提到伯明翰学派。中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以来,文化研究领域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对伯明翰学派的关注和研究也在不断升温。开阔视野,借鉴他山之石无疑是繁荣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但从近年来国内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成果看,还存在整体上把握不够深入,概念上笼统而模糊的问题,尤其是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内核-“大众文化”缺乏系统性理解,由此甚至导致两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度,“大众文化”或被理解为积极的左翼政治的承载物,具有革命性潜能,或被理解为消极的右翼政治的寄生物,表征着庸俗文化的泛滥。

原发信息:《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201711期

其实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物,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也是如此。要汲取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精华,扎实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文化研究,我们必须从社会系统的高度来考察和理解“大众文化”。从社会系统的环境因素着眼,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情境性特征;从社会系统的运行方式着眼,大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具有辩证性特征;从社会系统的结构着眼,大众文化的呈现方式与发展趋势具有开放性特征。这三大特征从根本上拒绝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理解,且无一不反映出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历史、人类命运的紧密关联,无一不启示人们从现实出发,反思旧文化,创造新文化。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研究——理论旅行与本土化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4CZW007)。

一、产生与发展的情境性特征

当“文化研究”(Cutural
Studies)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前身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个文化研究重镇却在2002年6月被该校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了。这引起了国际学界不小的震动,震撼之余,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伯明翰学派的反思,更是对文化研究“中国问题”的无尽思量。此时,某种潜伏已久的不安终于浮出历史地表——文化研究如何面对自身的悖论?它有没有可能既获得学院体制内的生存空间,又不丧失“反学科”的理论能量?对中国的文化研究而言,它在拼贴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时候,是否制造了新的“理论马赛克”?我们如何想象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1]诚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文化研究与传统的学术体制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关系,尽管它自身不得不附着在现存的学科体制当中,但它一直强调跨/反学科的重要性,跨/反学科实践本身甚至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文化坐落于社会大系统中,无时无刻不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从社会系统的环境因素看,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具有情境化特征,它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就宣告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应该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也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的定义“取决于自身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人宣称,文化研究既非领域也非方法,因为文化包罗万象,研究它的方法也可以涵盖甚广。马克·吉布森(Mark
Gibson)和亚力克·麦克霍尔(Alec
McHoul)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他们指出:“文化研究并非是为了存在才成为跨学科的;跨学科性并不是它有意地分野,并不是其课程激进性自告奋勇的旗帜,至少现在不是。相反,跨学科性是产生于结构性的体制需要。其本身基础的混合成分,文学研究、社会学、自传,代表了一种形成该学科早期形式的三角形重点。”[3]用霍尔的话说,文化研究的力量就在于它是“跨学科研究的焦点”;而对于特纳而言,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源自于对既有学科的挑战”。

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展开,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其曾经拥有的激进的革命意识却消退了,从而直接导致了英国工人运动处于低谷,马克思主义面临重大挑战。在国际上,苏联入侵阿富汗、东欧的变化,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事件发生,使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对社会主义运动前景陷入了极大的迷茫之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虽然英国国内经济不断转好,但随着英国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撤退,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思,加之社会混乱和道德秩序的失衡,出现了“愤怒的青年”的反叛思潮,表达出青年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不满,对前途的茫然失望,并由失望进而变为愤怒。随着美国商业文化的全面“入侵”,英国的本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引起了有着深刻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关注,而英国传统文化利维斯主义显然无法承担这一重任,秉承利维斯主义的精英们更多地是对现实的斥责和对逝去时光的惋惜。也是在这一阶段,左派知识分子通过在成人教育中与广大工人的接触,更深入地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从而为他们提出大众文化、批判现实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争取文化权,肯定普通百姓对民主和自主的追求,这与启蒙精神一脉相承,也为克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找到了某种路径。在席卷欧洲的68年运动中,英国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支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希望工党不断前进,然而68年运动很快就失败了,对68年运动的反思和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成为伯明翰学派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作为新左派的重要力量,伯明翰学派打出大众文化的旗帜,强调平民人道主义,在全面超越利维斯主义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努力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对英国社会进行全面反思。可以说,具体的社会环境使“大众文化”成为左派知识分子在沉闷的英国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夺回一度失去的话语权的新方式。[1]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的情境化特征还表现在它的不同发展阶段打着不同社会环境的烙印。例如,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与上个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是有区别的。作为伯明翰学派的第一代学者,1960年代的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人关注的视野初集中在通过阶级改革社会的向度上,虽然他们并不认为经济对政治和文化具有单向决定作用,但经济仍然是他们思考文化的一个重要视点。到了1980年代,英国城市化步伐加快,新自由经济政策开始实施,社会政治经济面貌发生重大改观,文化研究领域也同时受到影响,伯明翰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霍尔等人明确提出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用经济或政治的视野来解释文化问题、来谋求社会变革。他们的经济视角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模式已经大相径庭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被他们看作是一种“接合”,而不是终“决定”,大众文化研究也更多地体现在微观权力学和媒体分析理论上。

“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通常是为传统学科所忽视或压抑的边缘性问题,它所警惕的恰恰是不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不仅改写了传统学术的中心与边缘观念,而且对传统的学科理念和学科建制构成了强烈冲击。”④这表明,文化研究游离于传统学科之外——人们已经无法援引现有的传统学科的范畴对其予以界定与阐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性的越界实践,其考察不再局限于某一学科的疆界作为活动半径。对于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繁荣,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两个问题:首先,文化研究的“越界”显示了巨大的活力,至少从目前来看,文化研究提供了传统学科版图无法有效处理的问题开创性方法。跨学科性正成为学术界极富吸引力的术语。跨学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进入阈限的切入点,创造了获得协同作用的途径与可能性,同时也揭开了传统学科那些独断专行的边界的可渗透性。换言之,跨学科性打破了极度的专业化,是扩展单一领域知识和思想的一种途径,提供了新的视角,创造了阐释世界的多种可能性,文化研究的活力也被大大地激发出来。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其意义在于能够有效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从而开启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

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的情境性特征表明:对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绝不能望文生义。大众文化既不是纯消遣性的庸俗文化,也不是纯政治性的革命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正确认识不能离开它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土壤。中国文化研究的繁荣也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社会实践,而不是囫囵吞枣地吸收“舶来品”。如果说社会实践是文化研究的活水源头,而社会实践又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那么文化研究就应该随着社会实践而不断更新,用贴近于生活和民众的文化理念正视并解答新的社会问题。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大众现实生存状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等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一系列冲击和影响,它们不仅参与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在重新塑造着人们的意识和思维方式。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伯明翰的大众文化研究中没有现成答案,而我们自己的大众文化研究不能说没有重视,但至少这是个没有被把握,更谈不上获得了解答的问题。再如,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却没有同步增长,怎样深入到鲜活而生动的社会场景中,发展出一种大众文化:为群众喜闻乐见又不流于庸俗,不但富于真善美,而且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既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动力,这仍然是有待完成的任务。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扰乱了传统的学科界限,这一点令有些专家深感焦虑。那么,各个传统学科是否有必要向文化研究开放自己的领域呢?南帆用“文化研究式”的分析为我们指出:“这种疑虑背后显然隐藏了一种观念:学科的界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学科的设置又是依据什么?如果某些问题的存在与学科的界限无法重合,某些时候,学科的界限甚至截断了人们的视域,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坚守学科的传统边界而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呢?”[5]学科并非永恒的金科玉律。传统学科的设置及其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学科本身的界限及其内部结构也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学科设置的缘起,历史环境,学院机制,学科与权力的关系,学科与某种知识体系的相互配合,这些均在考察之列。”[澳门新葡亰官网,5]10显然,这些问题留给了我们意味深长的思考。但是,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反学科存在很大限度,它与学术体制相比力量悬殊,因此,文化研究面临重新被学科化、体制化的危险。或许,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关闭,恰恰证明了学术体制权力的强大与文化研究跨学科、反学科力量的渺小。文化研究的体制化,被视为“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就认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是一种我们应该谨防的危险,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有限但又值得的可能性而去欢迎和明确培育之物。”[6]但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则认为:“新近对学科性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政治浪漫。”[6]114他继而指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说法,暗示在文化研究进入学术生活之前,曾经有一个‘纯粹的’政治性文化研究的时刻。但这根本就不真实:文化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体制空间中的一种学术实践。”[6]114显然,文化研究自始至终都未脱离学术体制的五指山。如果文化研究脱离了体制所提供的资源,那么文化研究的这种跨学科性是否依然有效、依然有活力?王晓明在《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一文中指出:“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都在体制以内。因此,如果不进入现行的大学体制,不向这个体制借力,文化研究可以说根本就开展不起来。”[7]因此,文化研究进入大学体制之中,其反学科的批判性必然大大削弱。尽管王晓明在2004年组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时候明确宣称:“文化研究并非一门如‘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的专业,一个discipline,而可以说是一个approach,一种看待文化和社会的思想方法,一种不受狭隘专业限制的开阔的视野。”[7]9但是,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已然在学术体制的强大磁场之中被部分规训了。

二、内涵与外延的辩证性特征

文化是人与世界相联系的纽带,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变量。从社会系统的运行方式看,文化与其背后的物质实践、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处于不间断的辩证互动中。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所涵盖的主题广泛,但辩证性是其核心,体现在内涵上,也体现在外延上。

在伯明翰学派那里,大众文化承担着统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中介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伯明翰文化学者赋予这一原理以更加丰富和丰满的内容,弱化了它的刚性,增加了它的弹性。汤普森提出,历史变革的剧情并没有直接展现为特定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相应的上层建筑,从实际情况看,生产关系的变革往往是通过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价值变革来实现的。“从一种更全面系统和更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来表达生产关系的特性,要比任何单纯强调经济是第一性的概念更好一些。”“我们应该重新考察那些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赖以构成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实现并获得表现的复杂的详尽的系统,这些系统包括:家庭关系、习俗、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社会准则、权威和服从,统治与抵抗的象征性方式、宗教信仰和对千年王国的冲动、行为举止、法律、宪法和意识,简言之,所有这些包括了全部历史进程的基因;所有这些在某一点上汇成人类共同的经验。而每一种经验对于总体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2]汤普森所列举的家庭关系、习俗等系统项正是大众文化的生长点,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切入社会生活,就是认识和利用大众文化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个体观念、集体存在与个体之间所发挥的辩证中介的功能。

大众文化的定位和功能决定了它必然以辩证的方式存在,而“权力”则是表达大众文化的辩证性的重要工具和载体。当然权力分析不是伯明翰学派的发明,从20世纪早期开始的现代性批判中,“权力”就占据了重要地位,尤其是经过福柯的分析,权力逐渐演变为一个本体论概念,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中,“权力”也是一个隐而不显的阿基米德点。对伯明翰文化学者来说,站在社会批判立场,在微观政治学层面解剖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权力运作这是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权力理论成为大众文化权力分析的重要借鉴理论。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无意识的结构塑造了人们的自我形象、文化身份,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对个体来说是难以突破的,因为意识形态通过国家机器,通过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机构对个人记忆、文化身份进行不断地建构,不是个体创造意识形态,相反,意识形态是解释、说明个体经验的前提和支点。阿尔都塞的权力理论使伯明翰学派在文化研究中注重揭示意识形态与个体现实生活的结构性关联,然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似乎使个体失去了能动的选择与反抗的能力。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葛兰西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所谓“文化霸权”简单地说就是指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成功地利用文化领导权,而不是仅仅依赖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其统治。文化霸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斗争过程,是支配者与反支配者之间力量的较量。在这场文化能力的角斗中,既有主导阶级的支配、统治和从属阶级反支配、反统治,同时还存在不同阶级为了换取其他阶级、阶层的支持与信任而作出的妥协与让步。[3]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激活了七十年代后的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而将二者综合起来并出色地发挥运用的是霍尔,霍尔通过精细的文化权力分析得出结论:大众文化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消费”过程,也是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是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编码与解码的整体性领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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