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圈的流变与新机,而韩国走向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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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儒家文化圈中各国的文化相似性具体体现在文字、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其中最能体现儒家文化圈特征的是儒学在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尊崇地位,儒学在古代中国、越南、朝鲜、日本都曾长期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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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陈路

儒家文化圈中各国的文化相似性具体体现在文字、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其中最能体现儒家文化圈特征的是儒学在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尊崇地位,儒学在古代中国、越南、朝鲜、日本都曾长期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本文是为解答用户CoCo的提问而撰写。日韩在学习中国文明的过程中走向不同的道路,与地缘、法统、政治、社会都有关系,旅日学者陈路对日本与韩国学习中国之路进行梳理,从多方面进行申说。希望CoCo用户能够满意。

近代以后,伴随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核心地位的动摇,儒家文化在日、韩等国的影响也渐趋式微,它们各自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展开了近代化历程,分别以不同方式走上了“向西转”的道路。

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政治制度,长期以来都对日、韩、越等周边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故而有着儒家文化圈的说法。但是该说法也受到过挑战,如亨廷顿便将日本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

不管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儒家文化圈各国的侵凌,还是儒家文化圈内各国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还是二战后儒家文化圈内部意识形态的对立,都只是使儒家文化圈暂时处于发展低潮,从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考察,儒家文化圈终会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迎来新的生机。

但是,尽管日、韩、越等周边文明都在不同程度上皆受儒家文化影响,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构筑自身的政治体制。但是,就以结果而且却是千差万别,特别是日本与韩国,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演化方向。

古代中国是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儒家文化的早熟性、稳定性使其对周边国家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

根据国际文化论,外来文化受容的关键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由纵向的历史演化与具体社会情境所交织而成的具体时空情景。根据这一思路,必须首先考察日、韩等文明,是在何种具体情景之下,引入中国文化并因此发生了何种变化,其次再探讨儒家文化在各国的表现。

儒家文化圈是指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曾以儒家文化构建基础社会,至今仍然保留了儒家文化的主要或部分文化传统的区域的统称。在近代以前,儒家文化圈主要包含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目前儒家文化圈主要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越南、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地区。进入近代以后,由于遭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儒家文化圈内各国或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儒家文化圈处于历史的发展低潮。二战以后,随着儒家文化圈内各国相继走向独立及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圈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考察,儒家文化圈正逐步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迎来新的生机。

故而,本文也将依据这一思路,来对日、韩两文明的中国文化受容史情况进行简单探讨,以此来理解何以同为接受中国文化的文明,日韩两文明会产生出不同的演化路径。

既然儒家文化圈为“圈”,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包括文化核心与区域核心两方面。古代中国儒家文化的高度成熟与文化上的连续传承使古代中国逐渐成为儒家文化圈的文化核心;疆域上的长期相对稳定与朝代的更迭有序也使古代中国成为儒家文化圈不可动摇的区域核心。古代中国文明的发达程度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远远高出周边地区,这种文化上的领先态势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发生变化。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当相邻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明程度不一的时候,文明程度高的地区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其文明会逐渐向相邻地区扩展、渗透。与中华文明的发达程度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远远高出周边地区的态势相应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对外输出与影响,其中,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作为与古代中国的近邻受到的影响最大。这些国家在古代时期在语言文字、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等诸多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由于本人并非韩国史方面的专家,故而在此仅仅为读者诸位提供一个思路。同时,由于虽同样来自中国,但佛教的情况比较复杂,故此处不予讨论。

一般认为,古代越南是“儒家文化圈”中与古代中国及儒家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一环。汉朝至明朝的历代政府都曾在今越南境内设立郡、县或布政司。1454年,明宪宗帝册封黎仁宗为安南国王。1802年,清嘉庆帝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1885年中法战争后,越南才不复为清藩属。古代越南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在文化上也有诸多表现。早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儒家思想就传入到交趾地区。在考试制度上,越南历代王朝长期采取科举制度,其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直到1919年才废除。朝鲜作为与中国东北山水相连的邻国也曾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百济就已先后采纳中国的制度。大致在高丽时代,儒学传入朝鲜半岛,这一时期的高丽王朝在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都模仿中国。在随后的朝鲜王朝(1392-1910),儒家朱子学更是在朝鲜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日本列岛与中国隔海相望。自《论语》约在4世纪传入日本后,儒学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604年,圣德太子颁布了取法于儒家思想的《十七条宪法》。自6世纪中叶开始推行的大化革新的一大特征就是全面模仿唐代的政治制度。在公元8
世纪到12世纪间,日本还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实行以贵族子弟为选拔对象的贡举制度。在江户时代的两百余年间,朱子学一度成为官学。在文字上,5世纪前后,汉字传入日本,日本正式开始了文字记载的历史,9世纪前后,日本人又在汉字基础上创制了假名。新加坡开埠始于1819年。新加坡所以与儒家文化渊源甚深,主要与华人为其人口构成的主体有关。据统计,至1890年,新加坡的25万人口中,中国人达16万人,其比例达64%,这一比例到20世纪30年代时更是上升到75%。以华人主体的社会决定了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日本有选择的吸收中国文化

综上所述,大致到近代以前,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古代中国是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儒家文化的早熟性、稳定性使其对周边国家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二是儒家文化圈中的各主要国家均位于东亚、东南亚,地域上的相邻与文化上的相近性的叠合强化了古代时期儒家文化圈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三是儒家文化圈中各国的文化相似性具体体现在文字、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其中最能体现儒家文化圈特征的是儒学在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尊崇地位,儒学在古代中国、越南、朝鲜、日本都曾长期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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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中弱西强”的现实不仅动摇了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核心的地位,也使儒家文化圈中的各个国家相继对儒家文化展开反思与批判

依照传统的历史分期法,近代以前有文字记载的日本历史,可以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个时段。而日本对于包含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吸收,大致上也与这三个时代相对应,分为三个时期。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儒家文化圈面临重大危机。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中弱西强”的现实不仅动摇了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核心的地位,也使儒家文化圈中的各个国家相继对儒家文化展开反思与批判。

天皇主政的古代日本

儒家文化圈在近代最大的变化其实来自于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国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在与西方诸强较量中的接连失败使近代中国人日渐将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眼光投向西方。随着危机的不断加剧,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越来越大。与之相应,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文化步步紧逼、逐渐退缩的尴尬境地。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新式学堂的大量建立,从考试制度、教育制度两个方面中断了儒学在中国社会传承的主要手段与途径。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国两千多年帝王专制统治的崩溃,也意味着作为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的神圣地位的终结。新文化运动更是从文化角度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全面清理与批判。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欧美式的富强道路。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成为二十世纪上半世纪的中国的两大政治选择,在选择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时,近代中国人并没有给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太多的空间。

古代日本对于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受容的主要特点,主要体现在在政治上以儒家的王土王民思想为核心,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律令制。在外交上构筑日式天下秩序。这里仅对律令制度进行讨论。

近代以后,伴随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核心地位的动摇,儒家文化在日、韩等国的影响也渐趋式微,它们各自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展开了近代化历程,分别以不同方式走上了“向西转”的道路。

律令制度的成立,虽最早可追溯到推古朝制定十二冠制。但一般认为,正式引入中国文化,改革日本内政的,是稍后的天智天皇与天武天皇两兄弟。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对日本有着长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局使日本人对中华文化的景仰发生了根本逆转。1853年发生的黑船事件更使日本人深切感受到了与欧美的巨大差距。为弥补差距,迎接西方强势文明的挑战,“脱亚入欧”成为近代日本人的文化新选择,明治维新也就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展开。经过明治维新的逐次变革,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立宪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中央集权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在教育制度上则建立起近代教育体制,自然科学取代传统儒学成为各级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教育开始强调对自我传统的继承与结合,强调对民族主义的灌输及传统道德的传承,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完成了从“和魂汉才”向“和魂洋才”的转换。从“汉才”向“洋才”的转换,可以看出自近代以来的日本离中国越远,离欧美则越来越近了。正是缘于此,学界有时也将现当代日本划入到欧洲文化圈的范围。

天智天皇在登基之前,便作为主导朝政的皇子,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推行了废除豪族私有地;由中央统一创设地方政治制度;制定戸籍・計帳・班田収授法;修订租税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其登基之后,更是进一步推行这些改革,制定令制国制度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支配,并颁布了日本最早的户籍庚午年籍,正式推行以户籍为中心的班田收授法。

朝鲜在步入近代之初所走的学习西学之路与近代中国颇有近似之处。1876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面对亡国危机,近代朝鲜也开启了对外学习的步伐。其时,日本与中国是朝鲜学习的两个目标,激进开化派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国体变革;温和开化派则主张仿效中国的洋务运动。不管是激进派对日本的学习,还是温和派对中国的学习,其目标均指向了西方文明,只不过一派强调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一派强调学习西方的器物罢了。近代朝鲜作为一个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没有太多机会将改革步伐推进下去。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被置于日本的控制下。直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控制长达半个世纪。

天智天皇去世后,其弟大海人皇子虽借助诸豪族对天智天皇的不满,而得以通过军事政变上位,成为天武天皇。但其却继承了天智天皇的中央集权事业,下诏参照大唐律令,制定日本最初的的律令,试图以此来建立中国式的官僚制度,改变过去由豪族主导政治的格局。该律令直到其后继者持统天皇时才编撰完成,这便是日本最早的律令《飞鸟净御原令》。另一方面,其还积极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培养熟悉中国政治制度的人才。

近代越南命运多舛。1883年,法国强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条约否定中国对越的宗主权。1885年中法战争后,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940年9月,日本军队趁法国战败之机侵入越南。日本投降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45年9月成立。随后的二十年间,越南又先后遭到法国、美国的殖民侵略,直至1975年7月,越南才赢得抗击外来侵略的彻底胜利。长期沦为殖民地的历史也使近现代时期的越南与儒家文化圈渐行渐远。

此后数十年间,大和朝廷在《飞鸟净御原令》的基础上,参照大唐永徽律令,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大宝律令与养老律令。终于在公元8世纪中期,将律令制度推向巅峰。

从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考察,儒家文化圈终会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迎来新的生机

然而,到公元8世纪末的桓武天皇在位时,这位与天智、天武兄弟一样野心勃勃,试图大权独揽的天皇。却发现律令制不仅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而且还成为朝廷巨大的财政负担。以至于尽管其与汉武帝一样好大喜功,积极推行对虾夷的战争,但却不得不因为负担过重,而废弃了大宝律令所规定的军团制,转而推行依赖地方豪族武装的健儿制与国衙军制。

二战结束后,儒家文化圈内的各个国家都相继摆脱了殖民或半殖民地的命运,迎来了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但伴随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冷战格局的形成,儒家文化圈又面临着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再次割裂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因素。自二战以后,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甚至还引发了儒家文化圈范围内的一系列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就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集中体现。

伴随着中央对军事力量的放弃,尽管日后朝廷不断的推出各种格・式来对律令制进行修补。并通过对国司的放权,一度强化对地方的汲取机制。然而终究难以挽回律令制崩溃的命运。最终随着势家权门的崛起,太政官的权力几乎被权门所瓜分,律令制也便名存实亡。

当然,不管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儒家文化圈各国的侵凌,还是儒家文化圈内各国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还是二战后儒家文化圈内部意识形态的对立,都只是使儒家文化圈暂时处于发展低潮,从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考察,儒家文化圈终会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迎来新的生机。其一,从时间上看,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圈面临危机最为深重的时段也就百年左右,而儒家文化及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已有近两千多年的历史,自有其强大而坚韧的生命力,百年危机并不能彻底改变儒家文化及儒家文化圈的发展轨迹。其二,从地域上看,儒家文化圈各国山水相连,地理格局上的相邻特征决定了儒家文化圈的各个国家在文化上的相近性,这种文化上的相近性并不会因短期的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纷争而改变,相反,文化上的相近性有可能最终化解儒家文化圈各国间的矛盾与纷争,真正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及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欧盟的发展历程为儒家文化圈在当代的发展路向展现了一种可能性。其三,导致儒家文化圈在近代产生危机的原因已经消除或正在消退。西方强势文明的输入及西方列强发动的一系列殖民战争是引发近代儒家文化圈危机的两大原因。从战争角度看,至1973年1月美、越《巴黎协定》签订,美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退出越南战争,西方列强自近代以来对儒家文化圈的殖民侵略自此成为历史。从文化角度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儒家文化圈各国及地区特别是“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极大地提振了各国、各地区对自我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单向输出逐渐成为历史,民族文化及儒学的复兴日益成为儒家文化圈各国关注的话题,儒学热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韩国的持续兴起表明儒学包括儒家文化圈的活力正在被激发出来,在儒家文化圈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学的文化及道德价值必将日益显现。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日本对中国政治制度学习的最用力的一个时期。几乎完全以中国政治制度为蓝本,来构筑自己的政治制度。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然而,即便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依旧保留了许多与中国不同的特点,比如存在与负责行政事务的太政官相平行的负责祭祀事务的神祇官。而太政官虽然以唐朝的三省制为基础创立,其权限却要远大于三省,除非重要议案,一切议案只要太政官审议通过,便可直接由弁官发布太政官符辅助实质。

更重要的是,虽然日本也模仿中国,设立大学寮,并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僚。但此时的考试制度,仅仅是针对大学寮学生的审查考试。而无论考试结果如何,对于学生们的仕途几乎也不会有多少影响。且大学寮虽没有入学考试,但平民出身能进入大学寮者几乎微乎其微,由此出头者更是极其罕见。

可以说,该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受容即律令制的成立,并未改变日本朝廷贵族联合体的实质。

武家夺权的中世日本

中世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有着与古代日本完全不同的特点。由于当时日本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无从模仿中国政治体系。但是,儒家思想却通过五山十刹禅僧的教育活动,在日本各个阶层扩散开来。

尽管在古代日本,儒家思想便已经传入日本。但是在当时,大致上只有贵族或是寺院的僧侣,才有机会接触到儒家经典。进入中世之后,净土宗、日莲宗、净土真宗等新兴教派,开始面向大众进行积极的教化活动,开启了日本佛教大众化的时代。

而作为新兴教派之一的禅宗,一方面依托幕府将军、大名等武家权力者,在武家社会中获得了南都、北岭那样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与其他教派一样,积极投入民众教化活动。而其在从事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所凭借的主要资本之一,便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汉学。

当时大陆汉籍,大多经由禅僧之手输入日本。而禅僧也是当时汉学素养最深厚的群体,甚至于连以汉学为家学的博士家,也要向禅僧们请教宋学的相关知识。

另一方面,无论是权势日增的武士,还是新兴的庶民,都对汉学表露出了浓烈的兴趣。前者试图通过对汉学的学习,掌握关于政治秩序及军阵相关的知识,而后者则更看重医术等实用性较强的技术。而两者皆对充满道德训诫的儒家学说,有着极其浓烈的兴趣。

五山的禅僧迎合了这些阶层对于汉学的渴求,不仅应武士的要求,频频为其讲解《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而且也在寺院开设讲坛,向不同阶层的人普及汉学教育。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国内长久以来流传的误解,即日本人很排斥《孟子》。无论在中世还是在近世,日本人都很重视对《孟子》的学习与解读,比如出身博士家的清原宣贤,便多次应战国大名朝仓孝景的邀请,为朝仓氏的武士们讲解《孟子》。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透过五山禅僧们的教育活动。儒家思想开始渗入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成为武士们理解政治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儒学本身从未获得来自公权力的任何支持,传播儒学的禅僧们,也从未试图使儒学本身成为政治秩序的一个构成部分。

简而言之,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儒学只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单纯的学问。他们汲取自己所试图获取的资源,但是并没有多少兴趣以此为基础来构筑他们的政治秩序。这种去政治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日本儒学的主要特征。

朱子学与近世日本

最后是近世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

不可否认,近世是儒学对日本社会影响最深远的时代。不仅出现了中江藤树、熊泽蕃山、荻生徂徠等儒学大家,甚至于奠定了近代日本社会推崇儒学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发展与推广,也充满了坎坷。

与中世五山禅僧相比,近世的儒者大多都有着实践儒家政治理念的意图。特别是林罗山、熊泽蕃山等人,便一再鼓动武家权力者驱逐寺社势力,践行儒家的教化体系。而如池田光政、德川光国等被誉为儒家名君的藩主,也确实一度废佛毁释。池田光政甚至通过在各地设立手习所,引进出身寒门的浪人,来建立儒家的教化体系。

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近世初期的这些活动,并未撼动佛教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性地位。

澳门新葡亰官网,池田光政的废佛毁释,甚至招来幕府的反对而无疾而终,而他的改革事业,在其去世之后也仅留下一个闲谷学校。而德川光国,除了开启编修《大日本史》的事业外,其崇儒成果也乏善可陈。而林罗山虽然一意排斥佛教,但最终他却不得不顶着法眼的僧位为幕府服务。直到他孙子林鳳岡,才获得幕府的正式支持,以私塾的形式,开创带有幕府官学色彩的昌平坂学问所。使朱子学成为幕府认可的官方意识形态。

日本大儒林罗山依然无法摆脱佛教的影响

但是,尽管幕府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但相较于承担了户籍管理等重要职责的佛教僧侣相比,儒者的权力仅仅局限于文教事业。而即便是在文教领域,儒者的影响也较为有限,如藩校的普及,要拖到18世纪后期。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僧侣依旧在文教方面保留有极大的影响力。

不过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另一重大影响,是确立了五人组制度。通过五人组,来实行教化,实现对农村的间接控制。

除了这些政治层面外,儒家思想主要通过儒者、武士、僧侣等人开设的私学,向大众传播。就这个方面而言,大体上可以认为继承了中世儒学部分去政治化的特点。更多是作为一种个人的修养或是纯粹的学问而存在。

也正是这一时期儒学教育的普及,才为近代日本儒学的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依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国人及日本学者,皆爱强调江户时代汉学的昌盛。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口占比极少的知识精英群体如此。就日本社会全体而言,儒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依旧是一个比较难于考证的问题。

以上便是对近代以前日本对儒学乃至中国政治制度受容的基本情况。不难看出,在不同的时期,来自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儒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都很大。

但是,这种影响,并未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动摇日本的政治传统。即便是在全盘模仿中国政治制度的律令制时代,氏族政治的特点依旧极其明显。比如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核心的科举制度,便从未能在日本扎根。

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更主要的体现在政治理论、道德伦理等思想。这便使得在大陆历来与公权力有着很深关联的儒学,在日本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去政治化的空间,从而在形成一门纯粹的学问。

大陆挑战与韩国走向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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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类似,韩国对于中国文化的受容,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新罗时期、王氏高丽时期与李氏朝鲜时期。

骨品制主导的新罗

首先是新罗时期。随着新罗与唐朝联手,反杀高句丽与百济,再趁着唐朝面对吐蕃的威胁,击败薛仁贵的唐军,建立其第一个支配整个朝鲜半岛的王朝,其也如日本一样,开始引入唐朝的律令制度,设立国学,推行郡县制度。

这一时期新罗对中国文化的受容,大体与同时期的日本类似。虽然建立了律令制与郡县制,甚至连官名与人名,都改为充满唐风的汉字,但却并未触动贵族联合体这一政治结构。特别是以骨品制为核心的身份制度,依然是新罗政治结构的主要支柱。

所谓骨品制,是将新罗的三王家与六部氏族,依据血统划分为五品十七阶,其中最上位为与王族关系密切的真骨,其下依次为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官职、婚嫁、日用品及住宅规格完全由骨品决定,且官僚机构的首长,则几乎全由真骨出身的者所占据。故而在新罗,能够被称为贵族的仅仅只有出身真骨者。

新罗古都庆州

可以说,在保留基于氏族的身份制度上,新罗与律令时代的日本非常类似。但与日本不同的是,新罗对于非新罗系统的其他氏族,有着更严重的歧视政策。如新罗支配朝鲜半岛后,新罗给予原高句丽与百济的王族及贵族较低的骨品。而出任这些地方官吏者,也往往只有较低的骨品,这便导致了新罗对于这些地方的整合很不成功。另外新罗本身并不像大和朝廷一样,对于朝鲜半岛的其他势力具有压倒性优势。而是借助唐军的威势,及百济,高句丽故地民众对唐军的反感,才实现对这些地区的支配。

这些问题的积累,最终引发了各地的强烈反弹。自8世纪末开始,新罗朝廷不得不与同时期的日本朝廷一样应付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抗。而新罗朝廷并没有日本朝廷那么幸运,不仅未能压制住来自各地的反抗,甚至其自身为能逃过覆亡的命运。

与日本分道扬镳的王氏高丽

接替新罗支配朝鲜半岛是,是由王建所建立的高丽政权。与之前的新罗、百济、高句丽的统治者不同,王建本人并非贵族出身。尽管日后的高丽王室,将王建的谱系追溯到卫国公室及唐朝皇室,甚至还宣扬龙女的神话。但王建的父亲,无疑是一名从事贸易活动致富的地方豪族。王建最初的基本盘,主要也是不满新罗朝廷的地方豪族。

在高丽建立之初,王氏一族对于佛教与民间信仰的重视,要远远大于儒家思想。王建去世时,尚告诫子孙,当尊崇佛教,举办祭祀佛陀与山河之神的各种法会;不可轻易削减臣下与军人的俸禄;不可轻率的引入中国的风习。

但是,其去世后不到数年,其子光宗王昭便将这些告诫置诸脑后。不仅开始推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僚。而且在统治的后半期,对王族与支持高丽建国的豪族势力进行严苛的打压。

之后的高丽君主,大体都延续了王昭的政策。如6代君主成宗王治,开始清除高丽政权的佛教色彩,转而在各地建立学堂,普及儒学。至11代君主文宗王徽时,王氏已模仿唐宋制度,将高丽建设为以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并首次创立了两班制度。

自此,由儒家思想训练的文官集团,首次登上朝鲜半岛的政治舞台。而热衷于推行中央集权政策高丽君主们,也越来越倚重于这些文官,打压以豪族为主体的武官集团。

即便如此,在高丽时代,这种以文官集权支持的中央集权体制,尚未能达到其所效仿的唐宋王朝那样的完美程度。

首先,尽管经过儒学训练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出现,并且逐渐跻身权力中枢。但是高位贵族的子弟,依旧能够通过蔭襲获得官位。

此外,虽然在高丽立国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推行崇文抑武的文治政策,以地方豪族为基本盘的武人频受打压,文官能够在国王们的支持下,屡屡凌驾于武人之上。但作为两班之一,武人其依旧具有很强劲的实力。故而能够在第18代国王毅宗王晛与明宗王晧的时代,先后发动庚寅之乱与癸巳之乱,诛杀大部分文官,甚至弑杀支持文官的王晛。在接近100年的时间内,以武臣政权的形式主导高丽政局。

然而,高丽的武臣政权,并未能如鎌倉幕府一样,顶住来自蒙古的攻击。另一方面与鎌倉幕府不同,武臣政治并非地方豪族的联合政权,而是依附于中央朝廷的权威,推行统治,并未能形成日本那样的封建秩序。这便使得尽管武人们通过诛杀文官来确立其统治,但他们依旧必须依赖这些从事行政事务的文官来维持中央王朝的统治。

故而,可以说自高丽开始,朝鲜半岛便走向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演进方向。

成为“小中华”的李氏朝鲜

李氏朝鲜时期,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及中国政治模式在朝鲜半岛发展到极致的时代。

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是武人出身,与赵匡胤一样,他也是在远征途中黄袍加身,登上了皇位。某种意义上,李氏朝鲜的权力构造,与赵宋的赵宋的权力构造颇为类似。

虽然依旧推行文武两班制度,但无疑文臣才掌握着权力的中枢。特别是勋旧派覆亡之后,朝鲜的权力斗争,基本上都是以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党争为主。只不过朝鲜党争的惨烈程度,要远远强于宋、明。甚至出现国王被废、太子被关在木箱中饿死的惨剧。

当然,任何文化制度的受容,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移植。这一时期的朝鲜,依旧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点。特别两班制度,堪称身份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完美的结合。但是,这些拥有两班身份的人,早已经不是那些古老的贵族。而是高丽时代的乡吏与地方豪族的后代。

日韩为何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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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虽然日韩两国都曾大力吸收儒家文化,并参照中国的政治制度来构筑自身的政治体系。而且最初的起点与效果也颇为类似,但以公元9世纪为分界点,两国开始走向了不同的演化方向。

当时两国皆陷入了国内此起彼伏的武装反抗泥潭。日本为了解决各地的地方反抗,选择了公权私权化及不断的将权力从中央分割出去的道路,最终演化出中世的封建秩序的同时,并未触动天皇作为一切合法性根源的政治传统。

但是新罗却被在各地反抗军中崛起的新兴势力王氏高丽所吞并。由此,不仅高句丽、百济、新罗这三家朝鲜半岛的古老法统,皆宣告断绝,老贵族们也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中,纷纷消亡。豪族出身的王建,正是在这个废墟上,建立起新兴的高丽王朝。

故而,尽管王建在建立高丽之初,还试图维持豪族联合与佛教信仰。但他的继任者很快发现,通过效仿中国的政治制度,重用受过儒家思想训练的文官,更有利于强化王权。

而且,对于王建的后人而言,他们对习惯法其实并没有多少概念。再加上他们是以武力获取国家,既没有先天的合法性,也未能从类似天皇那样的存在那里获取合法性。故而他们对于自己的权力和统治,总是缺乏一种安全感。王建还能够自信的宣称自己以武得国,能压得住豪族们。他的继任者则只可能将王建的盟友皆视为潜在的竞争者。

一休哥的爸爸后小松天皇

天皇的存在令日本上古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彻底崩溃

掌权者通过天皇代理人的身份获得合法性,安全感较强

在这种心理中,引入儒家文化,建立官僚制度,以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压制桀骜不驯的武人,并重塑自身的合法性,似乎便成为王建的继任者们的合理选择。

而中国这套以文官为核心的官僚机制,纵使士大夫有操守,也极易被皇帝操纵,形成其极其发达的汲取机制,对于任何有着权力欲的统治者而言,都是一套近乎完美的统治机制。故而,即便是不堪文官压迫起而反抗的武人,最终也不得不倚重于这套必须由文官士大夫运作的官僚机制。

故而这样一套机制,一旦获得正式确立,便会近乎不可逆的不断发展下去,最终在李氏朝鲜时代发展到极致。

相较而言,由于日本的政治传统从未中断过,古老的氏族依旧占据着政治舞台,再加上后来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封建道路,故而即便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也始终停留在极其肤浅的地步。甚至于直到幕末时代,儒臣在权力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实在是非常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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